29 December 2025
GQ Hong Kong 專訪憑藉《地母》，榮獲第 62 屆金馬獎最佳攝影的香港電影創作人梁銘佳
香港電影創作人梁銘佳憑藉馬來西亞電影《地母》，勇奪第62屆金馬獎最佳攝影，《地母》由范冰冰和許恩怡主演，講述 90 年代的鄉村中，化身巫師的農婦遇上土著田地糾紛，探索民俗、宗教和種族文化議題。
《地母》BTS
梁銘佳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學系，卻選擇了轉戰電影領域，在紐約修讀電影藝術碩士後，專注於獨立電影的攝影工作。他的首部長片為 Anocha Suwichakornpong 的 《看似平凡的故事》，其後作品包括 2015 年張艾嘉的《念念》、2016 年馬楠的《老石》及 Anocha 的《生命宛如幽暗長河》。他在回到香港後，先後擔任《叔·叔》、《濁水漂流》、《白日青春》、《從今以後》和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的攝影。除此以外，他亦曾與妻子 Kate Reilly 聯手執導由 4 段短片組成的電影《夜香·鴛鴦·深水埗》，獲 2021 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編劇獎及推薦電影。梁銘佳無疑是香港電影界不可或缺的一員，其參與的作品屢次備受讚譽，未來他將推出更多令人期待的新作。這次，他與 GQ Hong Kong 分享《地母》的拍攝經歷、得獎感想和對香港電影的看法。
憑《地母》勇奪金馬獎最佳攝影，這是您首次獲此殊榮，當下有什麼感受？回首這一刻，您最想感謝誰？
首先要多謝導演張吉安。他的故事充滿創作空間，包含不同主題：多個種族文化的共存與矛盾、歷史政治的包袱、宗教儀式、人的關係，以及女性與母性在這複雜社會的自處等。但他又不會用太過戲劇化的劇本去說故事，許多事物都是點到即止，亦有許多虛幻但又實在的象徵物。這些都令到視覺創作的過程十分過癮，而不是只在交代劇情、解決問題。他自己本身有很強的 visual sense，非常著重鏡頭的靈性視角，所以我們才可以拍出有趣的作品。
拍攝《地母》時，有什麼難忘經歷？
有好多難忘經歷。因為這製作非常不容易，好像去主場景的路其實是我們鋪出來的，很多場景的製作已經不只是美術，根本就是土木工程。在田裡面走一步，等於在平地走二十步。有幾次在我們剛要拍的時候，雷電就來了，為畫面增加很多氣氛。當然，這也包括演員白潤音哭的一場，架好機位，演員感覺來了，雨也突然來了。牛作為「演員」，也很獨特，我們不能完全控制牠，但在適當時候，牠又會做出意想不到但又合適的事情。這些都令整部電影更有靈性，也讓大自然這個在《地母》裡面的重要角色更加突出。
如何透過影像，進一步表達《地母》的核心訊息與氛圍？
首先要想的，是如何去處理「土地」這個角色。我們希望大家在畫面上看到及感覺到祂的強大：無聲，但又無處不在。我在構圖上一直想強調這點，讓大自然佔據畫面較大比例，以及使用低視角，都是手段。有時人物在畫面上很小，但通過導演的長鏡頭，你又不會錯過，反而感受到人和地之間的關係。「土地」和「大自然」都不是死物，是活的存在，所以有時是攝影機長時間不動來強調大自然的動態，有時是攝影機自己慢慢在動。
燈光方面，因為要貼近鄉間的生活，我可能比平時更注重光的來源，要有當地民間生活的實感，也要和美術一起緊密合作。各種信仰的宗教儀式，又提供了超現實一點的光源，有華麗、神秘、甚至有點荒謬感的紅燈、小火、大火和彩色閃燈。
當地的民俗信仰有沒有吸引你的地方？
這些來自不同文化的信仰，表面上有很不同的對象和內容，我們在拍攝上也有嘗試不同的處理方法，有 overhead tracking 和大搖臂等。但其實這些信仰，不論對象是地母、祖先、大王、又或是陽具，或者布秧谷遺址，祂們都象徵著一種歷史傳承和莊嚴。在不同的拍攝方法上，我們也在尋找一些共通的感覺。
可否講解一下電影攝影崗位的工作和細節，又是如何與各個單位協調？
電影的攝影當然不只是掌控機器。其實，很多攝影指導都不會直接控制機器，基本上要過問畫面內出現的所有東西。由前期開始，攝影和導演就劇本內容討論，去定下電影的調子。討論可以是很具體和技術性；也可以很抽象和概念化；也可以是一邊「睇景」一邊摸索，要配合不同導演與不同的工作方法。攝影師再提出技術上的方法，去實踐電影的世界。拍攝角度、機器移動、畫面質感、燈光氣氛，都是由攝影就他和導演的共識去實現。攝影師與和燈光師溝通，燈光師會就著攝影師的方向去打燈。攝影也要和美術合作，就燈光及色調陳列作判斷；也要就著燈光和畫面，調整演員的走位。
作為導演系出身，同時長期專注攝影工作，您如何看待這兩種角色之間的差異？
導演和攝影的角色有重疊的地方，相對之下導演比較多高層次決定；攝影的則比較多技術上的實踐，但也要就雙方的特質及每一部電影的不同風格和內容而有分別。導演是很辛苦的，所有拍攝決定都由他作最後判決。劇本創作、籌錢、選角、與演員的溝通和拍攝以外的宣傳等等都是攝影師不用管的範圍。相對之下，攝影師的工作比較純粹，要干預的層面都集中在畫面內。我本身讀書時的導演訓練，可能令我更集中於如何用畫面去說導演的故事，而並非純粹畫面上表面的美觀，導演編劇的訓練也幫助我去理解劇本的潛台詞，從中找出視覺創作的養份。
從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台灣回到香港，你在亞洲各地拍攝多部電影，不同地方的風景帶給你什麼感覺？在拍攝過程中，又有什麼需要調節的地方？
作為攝影師，去不同的地方拍攝是十分刺激的。各個地方的風土人情都會刺激到不同的視覺，既要融入及了解當地人的生活，但亦希望保持外來人的好奇和 critical eye。城市的規劃、鄉郊風景、建築風格、服裝色彩與民間燈光應用，對我這個外來人來說，都可以很新奇，因有時本地人反而會太習以為常。不過更重要的是，當地人的性格民風。在馬來西亞，不同文化共存交雜，所以我會特別留意那裏的不同視覺元素衝撞。在泰國，大家都好像很 chill 很幽默，但 chill 的背後卻有點禪的人生態度，流行通俗的東西卻又可以處理得詩意。台灣總是有點婉若內歛，會令我注意著點點細微的東西。因為中間離開過一段時間，而這個城市一切都在不斷地消失，回到我長大的香港，自自然然令我留意各種情懷舊物，及最平凡最貼身的生活細節。
工作上來說，到不同的地方拍攝，也當然要適應不同的工作文化。很少地方可以和香港的急速節奏相比，這裡的人轉數快，有各種方法解決困難。但有時，冥頑不靈地用死力和耐性去追求一件事，也是很有價值的。老土地說，我都是從不同地方不停學習，交換經驗。
香港電影是一個這麼複雜的議題，您如何看待家鄉的影像創作生態？作為香港人，您最想用鏡頭記錄哪些屬於這座城市的獨特故事？
電影市場艱難，包袱越來越重，越想計算，越不敢冒險。但是，有時就是要冒險，才有新鮮感，而最後，觀眾是希望被驚喜的。拍香港電影，最希望拍出來不像香港電影，但又希望充滿著港味。這聽起來好像十分矛盾。不如這樣說，內容與感情希望捉到香港人的共情；手法與技巧卻希望能跳出香港電影的框架。香港電影很多時感覺上很怕觀眾看不懂，又或者怕觀眾覺得不夠豐富和做得太少。但有時，我們就是想追求曖曖昧昧，留點幻想空間，舉重若輕。
您曾與太太 Kate Reilly 合導《夜香·鴛鴦·深水埗》，可否講述一下背後的靈感來源？有沒有有趣的幕後故事能分享？
我和 Kate 有點大膽地希望《夜香・鴛鴦・深水埗》的原型劇本有點像楊德昌的《一一》。我在 2014 年於外母的家過聖誕時寫完初稿，一個史詩式的大家族故事，志在捕捉當時的香港。回來香港籌備拍攝時，世界一直在變，劇本跟本跟不上。 我們都感到，只有貼近生活的小故事才經得起時間考驗。所以把原型的角色抽出來，變成生活化的短篇，免卻太劇劇化的情節。再加上最貼近當下現實的紀錄片章節，便成為了《夜香・鴛鴦・深水埗》。
其中一幕鹹蛋流心西多，在現實生活中真有其事，但為了畫面效果，我們美術組把裏面的餡料弄得濃一點。 由於鹹蛋流心西多並非我們拍攝現場的原有食物，我們只能用風筒加熱，所以其實十分難食。演員王宗堯吃的時候，其實是冷的。所有吃得津津有味的表情全憑演技。雖然食物是假的，地點也不是真的，但大家都覺得這場戲捕捉到了港味，所以算是我們很滿意的一場。
未來，您是否考慮重返導演崗位？有沒有某個故事類型或主題，是您一直想探索卻尚未實現的？
我自己絕對享受當攝影多於導演，也看有沒有故事靈感吧。如果有的話，我都會想認認真真地拍一些看似很荒謬的故事，但希望「㗳落」又會啓發思考，有餘韻。故事仍是十分空泛，但地點都一定會是香港。
有什麼建議給年輕的電影從業人？
年輕人要有副業，多涉獵一些其他行業範疇，增加人生閲歷，亦能讓電影創作更加純粹。
有什麼日常習慣或愛好，讓您在鏡頭外重拾能量？
鏡頭以外，我喜歡不按食譜去創作一些中西夾雜的菜式，臘腸豉油卡邦尼和腐乳焗羊架之類，有時好好食之後再做不到，有時好難食，不堪回首。但這些都是創作過程的一部份。
Image courtesy of 梁銘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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