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e Rare Dial：Selten 的錶盤美學
在小學時代的周六，當同齡孩子在球場奔跑，Selten 腕錶品牌創辦人 Leonardo Tsai 卻跟隨父母走進觀塘的寫字樓「打躉」。成千上萬的錶盤堆疊成他最初的審美啟蒙。「我最喜歡五顏六色的款式，無聊時就拿 Pantone 去找最接近的顏色。」這種對色澤的敏感，日後演化為 Selten 錶盤上隕石的幽光、琺瑯的深邃、銅綠的斑駁。當年父母交付的工作——量度錶盤厚度，「像要求 40 絲，只要差 1 絲就要報告」——則在不知不覺間，將「精準」二字鐫刻進他的本能。那時他不懂 0.01 毫米有多薄，但那種嚴苛早已滲入骨髓。
後來，他在英國修讀金融，畢業後進入 JP Morgan，卻漸漸覺得志不在此。裸辭之後，他選擇善用父母在錶盤製造業內累積的人脈，將兩代人未竟的品牌夢，化為自己的使命。這種充滿人情味的使命感，在 Salvage Bronze 系列中尤為清晰。Leonardo 祖父留下的打火機，在 Leonard 手中轉化為錶盤上的銅綠紋理。「我跟祖父相處的時間不多，留下的只有一些零碎回憶。」為此，他找到一位美國藝術家訂製銅綠錶盤，每一片的氧化痕跡都無法複製，如同記憶本身。這是一個關於「失去」與「留住」的設計，也是 Selten 最接近自傳的作品。
而 Jui 系列則將這種個人性擴展至群體。錶盤的靈感源自中國古代士兵的「山形紋」護甲，但 Leonardo 與 Watch Ho & Co. 社群將其重新詮釋為收藏家之間的連結象徵：「每個圖案代表一個收藏家，你、我，以及任何在收藏與鐘錶的小儀式中找到樂趣的人。」這枚作品最終更獲得素有「製錶界奧斯卡」之稱的 GPHG之參賽資格。
Selten 近來最引人注目的，莫過於他們再度與 Watch Ho & Co. 合作的「Yum Cha」限量版錶款。這款腕錶以全手工雕刻配合大明火琺瑯，呈現點心蒸籠紋理，再配上茶葉形錶針，將香港人熟悉的飲茶文化和家庭回憶融入設計。「香港是個中西文化結合的城市，這是我們最得意的地方，」Leonardo 說，「推出這款產品時，有很多人都跟我們說他們自己的故事，說他們在『Yum Cha』裏找到共鳴，這個感覺對我來說特別。」
作為一個微品牌，Selten 的優勢在於靈活性與社群互動。「客戶可以直接跟主理人對話，而小規模生產亦讓我們有更高的靈活性，有空間嘗試、調整，從錯誤中學習。」Leonardo 這樣解釋。Selten曾透過 Kickstarter 集資推出多款作品，並與全球腕錶社群緊密互動。「每一代產品的改進和細節上的優化，都少不了社群的反饋，讓大家成為品牌成長的一部分。」 這種共同創作的模式，讓 Selten 在國際微品牌圈中建立忠實追隨者，從北美到歐洲，從亞洲到新加坡錶展，Selten 的名字逐漸被認識。
對於「香港製造」這四個字在高端腕錶領域的價值，Leonardo 的回應低調卻難掩驕傲：「我覺得香港設計的價值，在於開放的思維，能夠吸收不同文化，再將它們融入作品之中。對 Selten 來說，我希望繼續用作品說話，讓大家在欣賞設計、了解品牌故事的同時，也會發現到這是一個來自香港的品牌。」
從隕石到琺瑯，從銅綠到珍珠貝母，Selten 的每一枚錶盤都在訴說同一件事：稀有不在於數量，而在於一枚錶盤能否承載一段無法複製的記憶，或一個無法被複製的情感連結。當被問及未來還有哪些夢幻材質是他渴望用於腕錶上時，他給出的答案是「細木鑲嵌」——一種關於耐心與精確的古典工藝。這個選擇本身，就是對童年那個量度錶盤厚度、耐心而溫柔的男孩背影最忠實的回應。
Play Hard：Anicorn 把童心玩味推向極致
2014 年，剛巧於平面設計的事業上遇上樽頸的 Anicorn 創辦人 Joe Kwan 與中學同學重逢，對方一句「我有技術配套可以做到手錶」，讓半信半疑的他開始繪製草圖。「當時我發覺平面設計事業已經很難再有突破，不是設計高度，是整個產業的結構性問題，」他回憶道。 於是，Anicorn 就此誕生——不是為了顛覆製錶業，而是為了將平面設計立體化，在有局限的「畫布」上，利用字體、空間與佈局，創作一件「百年歸老亦都不會過時」的腕錶作品。
開山之作 Series 000 以極簡符號取代傳統數字，K452 系列更徹底捨棄指針，以同心圓轉盤顯示時間，其後再有靈感來自 NASA 發現的系外行星 Kepler-452b。「手錶對我來說是平面設計的多層版本，」Joe 解釋，「創作原理是相同的。」 轉盤如行星般繞行，時間不再是線性流動，而是軌道與軌道之間的不斷邂逅和分手。這種設計在 Kickstarter 上獲得壓倒性好評，更引來 NASA 肯尼迪中心總監的注意，促成 2018 年 NASA 60 周年聯名款，限量 60 枚，60 秒售罄。
Joe 曾說：「熱情就是帶點愚蠢地去做一件沒人明白的事。」回望 Anicorn 這 12 年，他認為最愚蠢亦最正確的決定，就是「開始」。「如果當初計算太多，Anicorn 這品牌壓根兒就不會開始，慶幸自己有這一份愚蠢。」他坦承自己最任性的地方，是所做的項目都是出於自己私心想做的事，其實不太理會市場需要甚麼。這種「不理市場」的態度，卻意外成為 Anicorn 的護城河，在一個崇尚數據與演算法的時代，Anicorn 卻選擇相信直覺與個人敘事。
於是，我們看見 Anicorn 的聯名對象橫跨太空、藝術與電玩遊戲：NASA、Daniel Arsham、PlayStation、小島秀夫等等。「品牌的合作對象多數是來自我個人喜好，亦有些可能是關於個人經歷，」Joe 說。 PlayStation 是他童年還未有互聯網時代最大的創意啟蒙，小島秀夫筆下多個經典電玩遊戲，則是對他影響深遠的虛擬世界體驗。
當中與 PlayStation 的合作，Joe 直接形容為「100% 全出於私心的決定」。這款向 1994 年初代 PS 主機致敬的機械錶，神還原PlayStation 標誌性的「△、〇、×、□」按鈕符號，時分指針亦取材自初代控制器上的 Start 與 Select 按鈕造型。在整個企劃中最令他「毛管戙」的事並非設計本身，而是早前他發現 PlayStation 之父久夛良木健手上竟戴着他這款錶出席 Tokyo Game Show。「我覺得這是一種超越時空的連結，年少時我受他的創作影響，到今天自己的創作回到他手腕上，彷彿兜了一個很大的圓圈。」 這份私密的情感連結，遠比任何市場調研更具震撼的說服力。
資源限制反能激發創意，是 Joe 常掛在嘴邊的哲學。Anicorn 至今只有幾個同事的團隊，沒有自家廠房，卻能做出深度不輸大品牌的項目。沒有資源開發自家機芯，便靠細節、佈局與故事敘述去創造價值。但他很少以「香港品牌」自居，「並非因為我不喜歡香港，而是品牌本身在做甚麼，其實比起它來自甚麼地方重要。做得好的話，人們對這個品牌有歸屬感自然就會去尋找它來自哪裏，不用你刻意強調。」 在 Joe 的心目中，身份認同不應是行銷的捷徑，而應是作品自然散發的氣質。這種文化自信，不張揚，卻有力量。
在一個崇尚速成的世界，Anicorn 選擇以愚蠢對抗計算，以任性對抗妥協，以創意對抗傳統局限。Joe Kwan 的種種童年記憶——PlayStation 的開機音效、小島秀夫的遊戲敘事實驗——如今已轉化為一枚又一枚的腕錶，佩戴在世界各地收藏家的手腕上。這些腕錶不僅記錄時間，更承載文化、情感，以及更重要的：我們黃金年代的快樂回憶。
Shutter And Soul：快門與時間在腕間交會
2025 年的香港，一枚錶盤上裝着真實攝影機光圈葉片的腕錶悄然問世。轉動錶冠，葉片如瞳孔般收縮，露出底下宛如菲林般的半透明機芯。這並非任何瑞士腕錶品牌的實驗性作品，而是出自一群香港攝影師的手筆。Artra Designs 聯合創辦人 Chow Kar Hoo 本身便是一位攝影師，他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攝影師、建築師和產品設計師，在 2018 年組成 Artra Lab，以復刻手動鏡頭起家，卻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，將攝影的靈魂移植到腕錶之上。
「市面上已有不少以攝影作為設計概念的錶款，但卻從未有真正屬於攝影師的一枚工具錶。」Kar Hoo 的語氣平靜，卻藏着一種近乎執拗的篤定。潛水員有潛水錶，飛行員有飛行員腕錶，賽車手有計時碼錶，唯獨攝影師——這個將光線、光圈、快門與時間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專業社群——始終沒有一枚屬於自己的工具錶。這個發現如同一道靈光，點亮了 Artra 從鏡頭跨界到腕錶的路徑。
Camera One 的設計邏輯並非單純以相機為靈感，而是「實牙實齒」將相機的技術元素濃縮進腕間。錶盤模擬菲林，光圈葉片可透過左側錶冠開合，錶圈化身變焦環，刻有景深尺與焦距尺，甚至連背面自動擺陀上都鐫刻着 1878 年邁布里奇的「Horse in Motion」——人類史上首部動態影像的定格。Artra Designs 團隊將一部相機的關鍵要素逐一拆解，再以腕錶的語法重新組裝。最大的挑戰在於體積：過往帶有光圈機構的腕錶普遍偏大，而 Camera One 最終以 42 毫米直徑、13 毫米厚度完成，這在微型機械結構中近乎是一場精密的魔術。連 Urwerk 製錶師 Felix Baumgarter 也專程來港交流，對其纖薄程度表示欣賞，並親自購入黑色 DLC 版本。
如果 Camera One 是 Artra Designs 對攝影史的致敬，那麼與 Rolleiflex 的聯名便是對攝影美學巔峰的朝聖。今年 1 月，Rolleiflex 代理主動來郵提議合作，適逢 1926 年 Rolleiflex 誕下首部相機的百年節點，這場世紀聯乘的緣分近乎命定。這次聯名為品牌帶來非常正面的國際影響。「我完全沒預料到，全球不少知名攝影師、導演都主動聯繫我們預訂這枚腕錶，亦有不少原本並不認識 Artra 的收藏家透過這次合作認識我們，」Chow 說。他本身也是 Rolleiflex 相機的收藏者，能夠以設計師身份參與這次世紀聯乘，親身參與品牌的歷史篇章，他感到十分光榮與感動。
「不少我們的作品都帶有『一期一會』的特質，對我們來講，手錶只是一個載體，我們透過它去講述攝影的歷史、美學與記憶。」這種定位讓 Artra Designs 在香港眾多以設計為主導的本地腕錶品牌中，顯得格外清晰。它不是將設計美學套用到手錶上，而是讓所有設計靈感都植根於攝影文化本身。這份底氣，源自香港這座城市獨特的歷史土壤。「香港設計的價值，在於開放的思維，能夠吸收不同文化，再將它們融入作品之中。」Artra 的英文命名意指「Art Random Adventures」，代表冒險探索的精神；中文名「雅創」，則寓意優雅的創作。這正是 Kar Hoo 心目中的香港設計：承襲東方內斂、承載故事的創作底蘊，同時保有西方敢於嘗試的冒險精神。
從鏡頭到腕錶，Artra Designs 的每一步都像是一次曝光：讓光線穿過時間的縫隙，在菲林底片上留下無法複製的印記。當 Camera One 的錶盤在光圈葉片的開合間若隱若現，我們看到的是一整個世代對攝影的深情，被精準地封存在方寸之間。
Ceramic Soul：陶瓷奢華，無需攀山
Earthen Co. 這腕錶品牌在去年才創立，其觸發點背後並沒有甚麼太浪漫的故事。品牌聯合創辦人、本身也是一位腕錶收藏家的 Stanley，形容最初是源出於一份收藏疲勞：你愈愛錶，就愈容易被細節卡住，指針短了半毫米、錶耳弧度不對，而陶瓷這種被高端品牌壟斷的材質，只有在五位數以上的價位才「被允許」出現。某天晚上，Stanley 與錶友聊到年輕收藏家正在被價格擠出這個愛好。
「如果這個趨勢繼續，製錶會失去下一代。」真正讓他們下決心的，是去內地看錶殼廠那天，痛心地看見一枚完成度很高的白陶瓷殼，被用在一隻毫無靈魂的仿作上。「我和 Johnathan（品牌另一位創辦人）當下有個很清楚的判斷：如果再不自己開一個品牌，這件事大概永遠只會停在『我們很懂錶』的階段而不會對現況有任何改善。」 於是二人把心一橫，決定把一直買不到、或買得太貴的那一枚陶瓷錶自己動手做出來。這種收藏家視角，貫穿了 Earthen Co. 的每一個產品決策。他們與傳統製錶師品牌的思維模式不同，人家關心的是能不能量產、良率與成本結構，他們最介懷的，卻是腕錶戴在手上的第一秒，會不會讓人覺得「對了」。
品牌選擇陶瓷作為核心材質，其命名為 Earthen Co. ，就是來自「earthenware」一字。陶瓷對他們來說不是高科技裝飾，而是一種接近土地、接近風景的材料。「它讓復古比例可以活在今天，你不必為了保護一隻鋼殼 vintage 而捨不得戴它出門。美學上，我們要的是一種『現代盔甲裏的舊靈魂』——外形像昔日的飛行員腕錶、野戰錶，觸感與重量卻屬於現代感覺。」
Earthen Co. 的產品理念是「陶瓷奢華，無需攀山」，認為高品質不一定與昂貴價格掛鈎。他們這句話並非主動向誰宣戰，卻無意中挑起了傳統奢侈品定價邏輯的爭議。「說『高品質不一定高價』，不是說別人的高價不合理，而是指出中間被省略的那一段：陶瓷作為材料，本身不必然等於五位數的售價。」Stanley 強調，許多品牌用陶瓷當溢價理由，他們卻用陶瓷當產品理由。「如果有人覺得我們把陶瓷『降格』了，我的回答很簡單：材料本身沒有階級，完成度才有。我們沒有否定攀山的人，只是不想讓所有人都必須先攀一座高價的山，才能碰到陶瓷。」
Stanley 對「香港製造」精神，也有自己獨特的一套定義。對他而言，香港製造首先不應被單純地理解為產地標籤，而是一種做事的方法：看得多、視野廣、判斷快、組合準、對價值極度敏感。Earthen Co. 的設計、品牌判斷、比例與完成度標準，是在香港這片土壤上生長出來，零件則去找世界上最適合的工廠，陶瓷錶殼則找能把表面做得符合他們要求的地方，機芯用可靠可維修的日本 Miyota 9039。這種做法本身便很香港：不浪漫化地全部在同一條街完成，而是誠實地當一個編輯型的創造者。他也很清楚香港的局限，這裏的消費者習慣高端品牌敘事，對新名字苛刻，容錯率低；這裏也不是傳統製錶產地，沒有「瑞士製造」這種金漆招牌可以依靠。人才、售後、長期工藝等都要自己慢慢建立與積累。「香港適合誕生有判斷力的品牌，但不保證它會被善待。我們選擇在這裏起步，是因為先過得了香港這關，其他地方才有資格談。」
或許，真正的 ceramic soul，從來不關乎材料的價格，而是願意在時間的洪流中，堅持用自己的方式，說一個關於比例、關於價值、關於歸屬的故事。Earthen Co. 做到了，而且還在繼續。
Portrait Photography by Ki Tang
文章轉載自 2026 年 10 月號《GQ Hong Kong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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