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eguet 行政總裁 Gregory Kissling
坐在我面前的，與其說是掌舵一間 250 年歷史品牌的 CEO，不如說是一位至今仍習慣以機芯設計師視角去思考的工程師。這並不令人意外，Kissling 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投身機芯研發。今天，即使他的職銜改變了，思維方式卻沒變。
今年，Breguet 迎來陀飛輪發明 225 周年。1801 年，Abraham-Louis Breguet 取得陀飛輪專利。時至今日，這項發明早已成為高級製錶界共通的機械語彙，從大型品牌、獨立製錶師到小眾工坊，幾乎都曾提出自己的陀飛輪詮釋。因此，我首先問他的不是歷史，而是未來：當人人皆能製作陀飛輪之後，身為發明者，Breguet 還能如何持續走在最前？
「我們去年以品牌創立 250 周年紀念系列作為階段性句點，推出了 Expérimentale 1。」他說。「對我而言，那就是最好的答案——我們不是要把陀飛輪封存起來，而是繼續用它來創新。」短短一句，已道盡今日 Breguet 對待歷史的態度。對 Kissling 來說，225 周年不是一個停下來緬懷過去的年份，而是一種提醒：真正重要的，不是誰最早發明了陀飛輪，而是今天誰仍有能力推動它向前演進。
我們不是要把陀飛輪封存起來，而是繼續用它來創新。
Expérimentale 系列，正是 Breguet 將這份理念付諸實踐的場域。先行作品 Expérimentale 1 結合了 10 赫茲高頻陀飛輪與磁力恆定動力擒縱，看似是一枚高度複雜的限量之作，但其真正目的卻遠不止於展示技術。「Expérimentale 計畫並非為了推出一款特別的腕錶。」Kissling 強調。「我們希望先驗證突破性的技術，數年之後再將它們應用至更廣泛的產品線中。」
換言之，Expérimentale 不是終點，而是新技術進入量產前的起點。當我將話題帶向 Expérimentale 2 時，他幾乎沒有猶豫便坦白確認：「已在研發中。」細節依然保密，他只補充了一句：「Abraham-Louis Breguet 終其一生都在尋找擒縱系統的新可能。這個領域仍然寬廣，陀飛輪的故事也還沒說完。」
這個回答，比任何新錶預告都更值得玩味。隨着對話逐漸深入，我發現真正令 Gregory Kissling 投入的，或許不只是陀飛輪本身，而是所有機械機芯都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：摩擦。過去兩百多年來，製錶師不斷試圖減少摩擦對機芯的影響。潤滑油、材質改良、齒輪設計與加工精度，許多技術演進皆圍繞此命題。Kissling 選擇的，卻是一條截然不同的路。
「有了磁力，便幾乎可以消除摩擦。」他說。Breguet 對磁力的研究很早以前便已展開，從磁力調速系統、Magnetic Pivot 磁性樞軸，再到 Expérimentale 1 所採用的磁力恆定動力擒縱，對 Breguet 而言，磁力並非附加於機芯之上的功能，而是一種重新思考機械製錶的方法。這個方向最有趣之處，在於它與傳統製錶直覺幾乎背道而馳。長久以來，磁力一直被視為機械錶的敵人——游絲受磁化，走時便可能失準，因此製錶師不斷研究隔絕磁場、提升抗磁能力；Breguet 卻反其道而行，將磁力化為工具，利用磁場減少零件間的接觸與摩擦，進而換取更穩定的運作效率。
Abraham-Louis Breguet 終其一生都在尋找擒縱系統的新可能。這個領域仍然寬廣，陀飛輪的故事也還沒說完。
Magnetic Pivot 正是其中一個關鍵範例。它透過微型磁石穩定擺輪軸的位置，減少傳統軸尖與寶石軸承之間的接觸。這項結構不易從錶盤上看見，卻直接影響機芯的穩定性與精準度。「我們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，也不是為了申請專利而申請專利。」Kissling 說，「每一項創新，都必須為佩戴者帶來清晰且具體的效益。」
回顧整場訪談，當 Kissling 談及陀飛輪、Expérimentale 及磁力技術時，始終沿着同一條思路：技術本身有多複雜並非重點，真正關鍵在於它最終能否提升腕錶的表現，為佩戴者創造實際價值。這種思維，也解釋了他如何看待自己從機芯研發轉任行政總裁的身份轉變。「這段技術背景對我有很大的幫助。」他說，「在 Breguet，產品永遠是品牌的核心。」
他還引述了 Nicolas G. Hayek 曾說過的一句話：「對一間 Maison 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產品、產品，還是產品。然後，你才需要好的宣傳與銷售網絡。」Kissling 並沒否定市場推廣與商業策略的重要性，但他的優先次序極為清晰：品牌可以有再完備的宣傳與銷售策略，前提永遠是先把產品做好。
真正的挑戰在於從過去汲取靈感，而非直接複製過去。
對一間擁有 250 年歷史的品牌來說，這件事看似簡單，實則並不容易。歷史愈豐富，愈容易令人耽溺於重複熟悉的設計與敘事。Kissling 認為，真正的挑戰在於從過去汲取靈感，而非直接複製過去。Breguet 的歷史也非僅由單一產品系列構成，從早期懷錶、陀飛輪、Perpétuelle 自動上鏈懷錶，到後來的航空時計、Classique、Tradition 與 Type XX，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技術與設計篇章。「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可以訴說。」他驕傲地道。
對其他品牌而言，產品線過多或許是負擔；對 Breguet 來說，如何重新梳理這些豐厚的歷史資產，反而可能是未來最重要的優勢之一。而二手市場近年來的變化，也讓其中某些章節重新受到關注。Kissling 留意到，1980 及 1990 年代的 Breguet 腕錶正逐漸受到重視，也有愈來愈多年輕收藏家透過這些作品首次接觸品牌。「我認為這對品牌是好事。」他說，「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市場與新的收藏家建立連結。」
他並未將二手市場視為新錶銷售的對立面；相反，它可能成為收藏家進入 Breguet 世界的第一道門。一位年輕收藏家未必會從 Expérimentale 1 開始，卻可能先購入一枚 1980 或 1990 年代的 Classique，繼而研究其錶盤比例、機芯結構與品牌歷史，再逐步理解今日 Breguet 正在做的事。這種市場變化，也為品牌重新審視 Classique 系列帶來了啟示。Kissling 沒有明言二手市場會直接影響新產品方向，但當收藏家重新關注某個年代的作品時，品牌自然也會敏銳察覺其中反映的美學轉向。
相比二手市場價格，我更感興趣的是另一個問題：品牌如何面對那些早已離開現行產品線，甚至比現代腕錶歷史更悠久的作品？Breguet 的售後服務分為兩部分：一邊處理現行系列，另一邊專責古董與歷史作品的修復。
「上星期，我看到一枚超過 200 年歷史的懷錶。」Kissling說，「有些零件已損壞，原始圖紙也不復存在，但我們仍然可以修復它。」沒有圖紙，並不代表工作就此終止。修復團隊會尋找結構類似的相近年代機芯，分析零件功能與製作方式，再以逆向工程重建缺失的部分。這項工作早已超越一般維修的範疇，修復師除了必須精通製錶，還需理解不同時期的工具、材質與加工方法，甚至推敲當年製錶師可能作出的判斷。重新製作一個零件未必是最困難的部分，真正的挑戰，在於判斷它在 200 年前「應該」如何被製作出來。
即使是 200 年、250 年前的腕錶或懷錶，我們也能修復。在 Breguet，我們不會對修復說不。
我問他，Breguet 是否設有修復年份的上限，例如只處理百年內的作品，更早者便不再受理。他的回答沒有留下任何模糊空間：「沒有。即使是 200 年、250 年前的腕錶或懷錶，我們也能修復。」能做出這般承諾，靠的不只是檔案。Breguet 擁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修復製錶師、相應的機器設備，以及保存於巴黎的歷史生產紀錄。當原始資料不足時，團隊便須透過其他作品重建答案。
著名的 Marie-Antoinette 懷錶複刻作品 No. 1160，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。由於原作 No. 160 當時仍下落不明，Breguet 無法直接研究實物，只能憑藉品牌檔案、歷史文獻與對其他相近複雜功能的分析，重新建構整枚懷錶。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複製，而是一次完整的機械重建。
「在 Breguet，我們不會對修復說不。」Kissling 說。這項承諾，比任何周年紀念口號都更深刻地詮釋了 Breguet 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——歷史並非放在博物館展櫃中供人遠觀，而是仍須有人懂得如何拆解、分析、修復，並讓它重新運轉。
訪問接近尾聲時，Kissling 提到了寶璣印記（Breguet Hallmark）背後的三大支柱：第一，美學和諧與高級製錶工藝；第二，性能——包括精準度、防水、聲學表現與抗磁能力；第三，則是腕錶的長期保存。
「我們可以保證，任何一枚 Breguet 腕錶，在其一生之中都能獲得修復。」對收藏家而言，這項承諾的重量，或許不亞於任何一項全新的機械發明。它意味着一枚 Breguet 不僅屬於購買它的人，也不僅屬於某個年代，只要品牌仍保有技術、人才與檔案，它便能持續被修復、被使用，並傳遞至下一代手中。
臨別前，我再次提起 Expérimentale 2。細節依然保密，但當 Kissling 再度談及擒縱、磁力與未來機芯時，那位工程師便很自然地回到對話之中。從他的專注與熱忱來看，Breguet 陀飛輪的 225 周年絕非一個已然完結的故事；對這位從機芯研發走到行政總裁位置的工程師而言，它更像一道仍有許多答案等待被驗證的製錶命題。
Images courtesy of Bregu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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